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时代美好生活不仅是物质丰盈、共同富裕的生活，更是精神超拔、境界高尚的生活。中国独特的生活美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既凝结着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又回应着新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哲学审思；既关乎百姓日用的审美创造，又指向人生境界的持续提升，更具有包容开放的世界格局。在价值多样、节奏加速、人机共生的当代社会，中国生活美学为人们构建有温度、有诗意、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提供了重要路径，成为通达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精神桥梁。王一楠、袁劲、康倩三位青年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就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思想特质、生活美学的现实价值与实践指向、面向未来的生活美学与生活美育等问题进行了阐发，从不同角度对“以中国独特的生活哲思通达新时代美好生活”这一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现出了新时代青年学者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
生活美学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国的生活美学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大众审美文化风潮而兴起的，在21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讨论中达到了生活美学理论研究的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概念和中国的传统交融碰撞，各种学术观点和实践视角层出不穷。马克思非常重视和强调“生活”，他曾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新时代，中国的生活美学研究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自主的生活美学知识和实践体系。几位青年学者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路径下开展的，如王一楠认为“中国的生活美学理论资源，植根于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宇宙观与充盈其间的生命意识”，“这些思想渊源不仅渗透到艺术的历史中，而且广泛浸润于百姓的生活中，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袁劲也认为“古代典籍，尤其是富有生活气息的笔记、诗话、评点、谱录、语录、清言里，还蕴藏着大量有待解读的生活美学资源”。康倩则进一步总结出“儒家的伦理美学、道家的自然美学、禅宗的觉悟美学、《周易》的‘生生’美学这四大核心脉络，它们共同铸就了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哲学基因——‘道器不二，即用显体’，塑造了‘日用即道’的中国审美生活范式”。
中国的生活美学从来不是脱离实际的玄思，而是贯穿于衣食住行的生活哲思与人生智慧。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将审美活动视为人格修养的重要途径；庄子感叹“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张在自然万象中体悟生命本真。这种“即凡而圣”的美学观，让中国人在柴米油盐中发现诗意，在日常交往中涵养德性。中国生活美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将“生活”与“境界”贯通。北宋大儒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的体悟，展现了审美活动对精神世界的拓展。这种美学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思辨，是渗透在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生活态度，正如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尊重个体的审美体验，又体现人与万物共生共荣的生态文明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美不美”。这种转变背后，是对精神归属感、文化认同感和审美获得感的深层渴望。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有品质的实用”与“有温度的审美”。中国当代生活美学就是要在传统与现代的传承和发展中找到结合点，既需要坚守文化根脉，又需要回应时代需求。三位青年学者都对生活美学通达美好生活的现实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传统生活美学所蕴含的智慧，在哲学层面为个体生命意义的确证与社会和谐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极具现实价值的启示”（康倩），“生活美学的现实价值在于其能够通过对感性意义合法性的确认，重塑现代人的存在方式，释放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力”（王一楠），“当代生活美学指向人在体验时空事物，尤其是衣食住行时，以‘审美且适性’的方式葆有其生机与鲜活”（袁劲）。
中国生活美学的当代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感官刺激和欲望泛滥充斥市场，将生活美学简化为商业噱头；快节奏和浅表化生活，使人们难以沉下心来感受和体悟生活之美；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中，部分人盲目追捧西方生活方式。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美好生活的构建，既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审美能力；既需要开放包容，更需要文化自觉。蔡元培曾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生活美育”是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在教育层面加强“生活美学素养”的培育，引导人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守护精神家园，在技术迅猛的时代保持人文关怀，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不忘生活本真，真正通达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至高境界。在这条虽然艰辛但也充满诗意的路上，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大批青年学者正以扎实的学识和自信的品格，肩负起新时代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
（作者：王春雨，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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